今年共有610万高校毕业生，外加100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涌入业已吃紧的就业市场。700万并不是关于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数字，6月18日，商务部透露，预计今年全国“待就业”人口将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60%为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

　　近10年来，中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不能仅仅从金融危机上找原因。1998年下岗大潮中的失业人口，再加上上亿的进城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进入就业高峰期的新增适龄人口，使得当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三峰叠加”的态势，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劳动力供给流。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保就业”措施，但多为政治任务压力下的权宜之策。

　　09年初，针对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国务院发布了被称为“国七条”的就业鼓励措施。其中关于鼓励大学到农村基层，部队和城市社区就业的办法尤为社会关注。中央有关部门还将继续组织实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开展地方项目，鼓励和引导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报名参加。

　　“转变就业观念”，被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方式，然而，这些政策出台的鼓励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或者最近刚刚出台的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参军入伍，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挤压一些过去农民的就业领域，大学生到农村去，到边远地区去，并非从根本上解决或发挥大学生的知识优势来就业。因此，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大学生放进过去一般是农民工就业的领域，并没有真正缓解整个社会就业的形势。

　　年初，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印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尽最大努力不裁员或少裁员，特别是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带头不裁员。“不裁员”被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比如裁员20人以上，必须向劳动部门报批。各地也“创造”了种种方法来保就业：通过缩短工时、轮岗培训、适时安排年休假、轮岗放假、协商薪酬。100家中央企业今年计划招收应届毕业生20万人，比上年增长近7%。这被解读成这些企业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但行政号召起到的作用正在受到质疑。很多保就业的“创举”，坦率来说，也许能使官方的就业统计数据更好看一些，但并不能掩盖“隐性失业”的实质。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是企业自身需要而相应号召增加人手，那么无异于增加冗员。此外，在四万亿大单刺激下，央企垄断范围有增无减、企业规模越摊越大，央企趁此就业不景气时机延揽人才，更应看做是一种必要的“抄底式”人才储备，无需过度解读。

　　“四万亿”难以直接带动就业

　　“四万亿”救市大单对解决就业的意义，从央企的扩招中已见成效，但就目前看来，四万亿这些投资项目里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项目，直接带动就业的作用较小。按照现行规划，将投资主要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拉动的产业主要是建筑材料、钢材、水泥、设备，这些材料相对来说资本密集度也比较高，远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消化能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一轮由国家投资拉动的GDP完成“保八”目标，出口萎靡造成的就业困境也难以弥补。

　　1990年代国企改革之后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被“抓牢”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影响政策的能力很强，通过各种政府规制和准入，客观上限制甚至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中小企业倒下空出来的市场空间，大型企业只需扩大产能就能占领，但中小企业倒闭对就业的危害却无以弥补。1995年工业普查结果，当时工业小企业总就业人数是一亿人，占工业就业的74%，2004年经济普查，小企业就业5000多万人，占工业就业的62%，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人数上来讲，减了5000万人。

　　另外，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上，没有把就业问题真正放到优先地位。许多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率，采取的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从金融、财政政策上都向高科技、大企业倾斜，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被作为淘汰目标。而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和经济项目就业容纳能力往往不高。中国在1990年代以后，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非农就业岗位越来越低。形成了“高投资、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

　　遍布江浙和东南沿海的民营中小企业曾经在吸纳农村劳动力上居功至伟，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同时，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尤其集中在出口领域，在近几年的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约占60%，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出口受阻，这也是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主要原因。

　　其实中小企业的困局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早已全面显现，在08年上半年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中，资金链紧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国有银行青睐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没有良好的解决框架。由于中小企业迫切的资金需求，市场出现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但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只能以自有资金贷款，不能从市场吸纳资本，否则即是非法集资。中小企业因此难以取得发展必要的资金，抗风险能力也因此薄弱，最后影响到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进城并不等于失业，农民固守土地，本来可以一个人种的地，却要全家人来种，也并不等于解决了就业。而现有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的职业身份化，固定化，迫使进城农民漂泊无根，极大的限制了城市化发展。

　　现在大量沿海工厂向内地迁徙的根本原因，就是沿海地区在得到了外来工创造的大量财富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廉价住房和子女教育，因此一些原本随着大量外来人口填充，已经初步城市化的乡镇，甚至重新回复农村景观，但事实上，让农民留在城市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仅仅广东一省，高峰时期就有几千万外来工人，如果他们留在城市，在教育，医疗，保险，住房方面将出现很大的内需，也将极大的解决就业，反之，由于他们不能在城里留下来，他们就只能把钱寄回老家，拉动内需无从谈起。

　　解决就业难题，关键还是在于老老实实的“治本”——改革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我们不该把就业问题“政治化”，为了一个就业率的数字而把大量精力花在“保就业”等表面工作上。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存在经济周期，当前中国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亦并非只有消极一面。1970年代末知青返城构成就业的主要矛盾，经过合理的政策安排，反而带来了城市个体户和民营经济的活跃；农村启动经济改革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主要问题，而在改革跟进之后，乡镇企业随之大量涌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今天中国的就业问题，如果因势利导，在国企独大、金融垄断、城乡分隔、税收体制等深水区着力改革，未必不能成为新的发展契机。